第一，宪法第40条第二句确立国家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为干预目的。
空间说则认为任何侵入公民私人通信空间的行为都是检查，不应考虑是否涉及通信内容，否则会造成只要没有检查出通信秘密，就可被认为是合法检查。[46]然而，秘密之自由这一表述颇可商榷。
另一方面，在明确公安和检察机关为有权检查主体的同时，仍有必要明确检查目的。1986年《邮政法》第21条规定：用户交寄除信件以外的其他邮件，应当交邮政企业或者其分支机构当面验视内件。[53]同前注[20]，蔡定剑书，第233-235页。要查清某条通话记录是否完全储存在本地，进而判定用哪种宪法权利来保护，既大费周章，亦毫无必要。1979年2月23日通过的《逮捕拘留条例》第11条用的是扣押。
[41]可见，时至今日，通信的语义已大大扩展。事实上，1954年5月召开的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上，田家英曾指出：有人说‘通讯是否包括电报、电台的？应当改为通信。另一方面，坚持具体化的边界仅限公共领域，就否定了适用于所有法律领域的母法逻辑。
[52] 参见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5-1086页。全面反省近代科学思维，这超出了本文的篇幅允许。[96]参见张翔，见前注2，第31-33页。[24] 不同观点，参见王锴：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论纲，《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49页。
然而，只有看到矛盾、承认矛盾，才能最终在宪法语言中安置矛盾、解决矛盾。但纲领却面向未来，发出了积极实施的规范要求。
德国《基本法》中的社会国条款同样体现着这种逻辑。[10]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91页。[33] See Joseph Raz, On 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in Larry Alexander (ed.), 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52-154.[34] （德）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面对《宪法》的多元内容、目标，面对中国幅员辽阔、利益复杂的客观现实，他们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宪法的另一种逻辑，也凸显了其无法回避的两难困境：中国, , 宪法如何既作为积极繁衍的母法，又作为消极内敛的根本法？（四）全面实施，还是片面实施：公法、母法的矛盾根源接下来要讨论一个经典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母法公法有冲突吗？它们矛盾的根源在哪里？说中国宪法是公法，论述繁多、角度各异。
然而，当人们把种种并不根本的内容填塞入宪时，宪法的实质也就荡然无存了。[7]可见，宪法是什么的逻辑基础，深刻影响着宪法与部门法关系这个上层建筑。[67]陈端洪也认为，有必要分析什么是中国宪法中的根本。[31]然而，采用三江并流视角，亦即试图展开（中国）宪法中同时并存的三条脉络，这种思路却可能引发诘问。
伽达默尔，见前注86，第667页。然而，这种看似元理论（meta-theory）的理论断言，还需要面对一个更元的追问：我们如何把握宪法的存在？能否用对待科学定律的态度，去对待宪法的存在？以科学自居的宪法思维并非始于今日。
[26] 参见黄明涛：形式主义宪法观及其修正——从‘宪制性人大立法说起，《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58页。李海平正是发现了单向度思维的弊病，才会提倡一体化解释的思维。
（一）为何讨论三江并流问题？追溯宪法概念背后的脉络缘起，这种研究思路并非鲜见。既然面向未来，就需要不断具体化实施。本文的目标，即尝试沿着上述思路，梳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背后的三种宪法之争。两命题间即使有张力，但却往往被模糊处理。这个新版本的双重属性，不仅是在社会主义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宪法表达，也揭示了中国的公法母法不仅并非必然矛盾，更有携手的可能。（一）本体论思维与历史的偶然面对矛盾，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思维是：通过科学方法去伪存真，找到宪法唯一正确的本体，否定其它错误的本体。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3年第5期。[66]从这个视角来看，无论是早期的良性违宪，还是后来的《物权法》合宪性，其实都涉及孰为根本的问题。
但如果结合中国式的母法公法视域，那么中国的法律保留就能够被解释为一种合宪性控制的纵向机制：宪法虽然要求各层级立法积极地具体化，但对于地方人大而言，具体化的领域、方式等都是受限的。倘若观察中国宪法的脉络，我们或可发现，其本体之矛盾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有着更深的根源。
[22]也就是说，不管立法内容事关公私，只要立法者在授权范围内对某项一阶事务做了决定，二阶的宪法就必须尊重其选择，不能评估其选择理由、更不能因为不满该理由而推翻部门法的决定，否则就会与授权规范的性质严重矛盾。[57] 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
这样的宪法能否凝聚政治共同体、化解重大纠纷，答案不言而喻。就现行宪法而言，它虽属于转型期宪法，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其内部价值秩序也因而具有一定的复合性，但毕竟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其中既确立了个体性的人权保障的重要原理，也蕴含了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8] 在美国，对这种思潮的总结，see Gillian E. Metzger, Foreword: 1930s Redux: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Under Sieg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31, No. 1, 2017, pp. 1-95.[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16页。[51]早在1947年，当时负责新中国宪法起草工作的谢觉哉已然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宪法观的转变：宪法是其他法律所自出，即其他法律的总纲，宪法的总纲章则为总纲之总纲。
随着这场法典化运动拉开序幕，这一问题的实践意义更加凸显：部门法作为一个整体，与宪法是何关系？部门法典是否要以宪法为依据并保证宪法全面实施？从传统的刑法、民法到行政法、环境法，乃至数据法、监察法等新兴部门法，都概莫能自外于这一问题。这一中国共产党宪法观念的重要抉择，也贯穿在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的传承中。
然而，社会主义宪法必然是纲领吗？在社会主义宪法思想史上，这却是一个曾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当然，宪法本体的矛盾，并非仅限于三者之间。
它可能以科学或本质为名，粗暴地垄断宪法解释，并将其它宪法意义放逐。[78] 参见王理万，见前注48，第32页。
[49] 参见翟国强，见前注48，第156页。[28]可见，陈文关于法律本质功能区分的思考得到了部分回应。比如，为什么宪法人格尊严会影响着民法人格权？又比如，为什么中国的个人信息权要强调国家保护面向？再比如，如何看待我国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其实，从双重属性出发，我国宪法对基本权利采取了绝对、相对的双重保障模式，它既有消极防御的合宪性审查，又通过部门法的积极繁衍，实现部门法对宪法权利的具体化。[79] 参见林来梵、朱玉霞：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83页。
②在宪法内部，界定根本/非根本规范。在第二部分，本文试图追溯矛盾的根源，即在中国宪法多元复合的背后，有着三条意义脉络的三江并流：母法（社会主义纲领）、根本法（共同体元规则）、公法（自由保障法）。
斯大林的事实论宪法观，的确曾对我国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在王明等人的推崇下一度曾为党内主流的宪法观。在美国宪法史上，正是由于片面强调一阶/二阶区分，社会歧视被认为是宪法不应涉足的琐事，由此形成了最早的州行为理论与隔离但平等的法理，为美国近百年的种族隔离提供了宪法背书。
[11] 参见陈景辉：关于宪法学与宪法：对一些批评意见的回应，《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4期，第62页。这种看似矛盾的宪法，最终能否做到逻辑自洽？更为困难的是，追溯宪法的不同意义脉络，还可能面临一种法理学式的根本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the Constitution）凭什么是宪法（Constitution）？借助拉兹（Joseph Raz）的表述，这个问题要问的是：在世界各国变化万千的宪法现象背后，是什么构成了宪法概念的一般性（generality）？[33]在一般性的审视下，宪法的某一条脉络，可能会被质疑只是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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